土地政策系列（3）—三次土地改革
时间：2021-05-28 09:57
来源：小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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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土改—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开始，中国就处于被动局面，东北沦陷，到1935年“华北危急”，整个中国支离破碎。但是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通电：“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很多人批判蒋介石，不顾外敌，只搞内斗，但是这里我提出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在蒋介石早就意识到，中华民族不可能被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殖民中国，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国民党）与无产阶级（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所以首先要解决主要矛盾，即对共产党进行围剿。但是毛泽东判断却是：“中日民族矛盾已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下降为了次要矛盾”。双方在中国当前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差异也为后面的解放战争埋下了伏笔。在国家危亡之际，毛泽东提出一切以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抗日为中心。召开瓦窑堡会议立马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1935年12月6日颁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和1936年7月22日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变了对地主不分田的过左政策、实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毛泽东指示中央对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坚决表示会维护两党统一战线的原则与共同纲领。毛泽东虽然对国民党做出让步，但是并没有完全妥协。为农民争取利益的方式，就是与国民党商定减租减息。毛泽东正式提出减租减息是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定了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也决定了两党的政策取向，共产党积极抗日，国民党则分为两派，爱国将领积极抗日，而蒋介石则是消极抗日，抗日的同时提防共产党，对根据地封锁，这也导致很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倒向共产党，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图为全国有志青年奔赴延安。
第二次土改—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从中日民族矛盾转变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土地政策也要适时改变，要旗帜鲜明的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谁的利益！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内容主要有：1、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2、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3、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4、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等共计15条。《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又颁布了补充条例。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并积极参加人民解放军；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讲到这里，有两个故事，第一是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和华北解放区共出动包括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在内的支前民工达543万人，为参战兵力的九倍，支前民工为支援淮海战役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另一边，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经济面临总崩溃的边缘。通货恶性膨胀，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钱，到了1947年7月只能买1/3盒火柴，物价上涨了6万倍。而1948年8月份的物价与1937年1至6月的平均物价比较，则上涨了500万倍到1100万倍。为了挽救经济的总崩溃，194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搞了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以控制疯涨的物价。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头衔，拿着尚方宝剑来到上海，严厉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商人，并组织人员到外地采购物资，以保障上海的物资供应；同时鼓励民众用匿名信揭发违法者，并公布处理结果。一如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漏经济机密被判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尼、大队长戚再玉因囤积罪被枪决，大商人王春哲也因囤积罪被处死。入狱的共达64人，如上海滩著名的“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胡好，因偷运黄金被捕；烟草公司经理黄以聪、监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等等头面人物都被定了罪，就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开记者招待会时杜月笙对蒋经国说：“我的儿子犯了国法，被蒋公子抓进去我无话可说，但是有的人，比我儿子犯的罪大多了，不知道蒋公子能不能秉公执法？”蒋经国回答道:“经国此行，苍蝇老虎一起打，一定给先生一个交代”。杜月笙说：“老虎好打，恐怕冰山蒋公子也移不动，上海的扬子公司，屯着最多的货物”。蒋经国发现，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令侃，其母亲是宋霭龄，是蒋介石妻子宋庆龄的亲姐姐，打虎打到自己家了。头天蒋经国逮捕孔令侃，第二天一早，宋美龄乘专机飞往上海，要求蒋经国释放孔令侃，交给她看管。上海物价保卫战也以失败告终，回到重庆，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你做的很好了，现在主要是要争取美国的援助，还有就是要准备后路（退守台湾），你在上海遇到的困难我知道，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党国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子里”。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现象，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必然现象。不知道众多开国元勋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回想起19年前革命最困难时候毛主席《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的万丈豪情，又会是怎样一种心绪呢？
下图为淮海战役人民群众用小推车运送物资
下图为建国大业中蒋介石与蒋经国
第三次土改—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政策
新中国刚成立时，毛泽东纵观全国的土地改革状态，认为面积约三分之一的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当时还存在的问题是新解放区3亿多人口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受到极大的阻碍，必须作为主要任务来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中立富农”的政策。因此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少数民族的土地改革比较谨慎，比较温和，也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主权。条件成熟才推荐改革，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就相对温和，主要是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家的根基尚未稳固，要尽量避免过于激烈的政策而导致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激烈的反抗；第二是中国的国情复杂，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宗教信仰很强，不宜与中原大地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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